月归档：三月 2013
好酒真的是品出来的吗？
1976年5月的一天，英国酒商斯蒂文·斯普瑞尔在巴黎下了飞机，随身带着二十来瓶从美国加州找来的葡萄酒。作为巴黎一家著名酒行的老板，同时也是法国葡 萄酒学院L’AcademieduVin的创办人，斯普瑞尔正为自己的事业困扰着。他的生意在下滑，精心推出的红酒也不受人重视。为了博得公众的眼球，他 决定组织一次盲品酒会，让业内的顶级专家从他推荐的葡萄酒中挑出最优质的。 跨越30年的盲品会 盲品，并不是指评委们都蒙 上了眼睛，而是说，他们对被评选酒的背景并不知晓。所有瓶子都被严严实实地遮了起来，随机排序，只用数字标记。直到所有酒都被评完，统计完分数，才会揭晓 优胜者的真面目。这种品酒方式，被看做葡萄酒界最考验专业度、也最体现公平的，因为所有影响判断的外界因素（产地、酒庄、年份、价格等）都摒除了，只靠酒 激发的观感来打出分数。 尽管自己卖的都是法国酒，但为了显示评选的公正和衬托法国酒的优质，斯普瑞尔特地前往新兴的葡萄酒产地美国加州， 挑了一些不错的酒带来参与评选。那时候，美国葡萄酒业刚从二战后复苏过来，在老牌产酒国眼中，它只是“追在法国人后面跑的乡下孩子”，而与它们比拼的法国 酒，全都来自法国的头等名庄。 因此，在斯普瑞尔和评委们看来，比赛结果是没有什么悬念的。评委组聚集了法国葡萄酒界的翘楚，包括法国列级 酒庄协会会长、AOC的总监、《葡萄酒评论》的主编、巴黎几家著名餐厅的老板和侍酒师等。他们矜持而挑剔地审视着面前的一排酒杯，端起来观色、闻香、吸入 口中打两转，再“噗”地往银亮的吐酒桶里一吐，接着往本子上打分数。“酒体丰满，但过于浓郁”“余味不错”“这种酒肯定不是法国产的”……随着一连串评语 的落定，评选到了尾声。 将分数统计再平均后，斯普瑞尔微笑着揭晓了所有酒瓶的名字，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：在红葡萄酒的评比中，得分最 高的是美国鹿跃酒庄（Stag’sLeap WineCellars）1973年的赤霞珠，法国木桐酒庄、玫瑰山酒庄和奥比昂酒庄1970年的红酒都被它 挤在了身后；白葡萄酒的冠军同样来自加州，是蒙特雷纳酒庄（ChateauMontelena）1973年的莎当妮，而且前五名中法国酒庄仅占了两个位 子。 当时唯一在场的记者，是来自美国《时代周刊》的乔治·塔伯。他的消息一发表，就像在全世界葡萄酒圈子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：法国名庄 的葡萄酒，居然在法国领土和法国专家的评判下，输给了来自新世界的酒？评委们感觉自己受了奇耻大辱，不愿再对结果谈一个字。而斯普瑞尔甚至因为组织了这场 出糗的评选，被禁止参加任何品酒会一年。 2006年，当年参选的这批红酒（因为过了最佳饮用年份，白葡萄酒没有参加，当年的法国专家也无一人愿意再出席）再次被端到盲品台上。盲品在美国酒食艺术中心COPIA和英国最老的酒铺BerryBros. & Rudd同时进行，评委们同样赫赫有名。 法 国人对于当年的落败一直忿忿不平，认为那是一次偶然失误，而且法国酒出众的陈化能力，一定能在30年后击败对手。然而，比赛结果再次让他们失望了，而且是 更失望：包揽前五名的全都是加州红酒，只是第一名变成了利吉蒙特贝罗酒庄（RidgeVineyards Monte Bello） 1971年的赤霞 珠。 廉价酒比名酒更好喝？ 法国酒权威地位的倾覆，引发了一个疑问：葡萄酒的好坏，是否真的取决于它的口味？还是说，发挥更大作用的其实是瓶子上的那个标签？ 波 尔多大学的教授费德里克·布洛社曾在2001年做过两个实验：首先，他邀请了57位葡萄酒专家品尝两杯酒，先给他们品了一杯白葡萄酒，得到的评语是“清 新”、“偏干”、“有活力”、“带蜂蜜味”。过了一会，他将同一种白葡萄酒加了红色素端上来，专家们却认为这酒“层次丰富”、“辛辣”、“柔顺”。 第 二个实验更捉弄人。布洛社开了一支中等的波尔多红酒，倒进两个不同的瓶子里，一个瓶子原本是装法国名庄的年份酒的，另一个原来则装着平价的餐酒。结果，专 家们都认为第一个瓶子里的酒“香味复杂”、“均衡”、“圆润”、“有松木气息”，而第二瓶里的则“寡淡”、“轻薄”、“余味浅”、“有点欠缺”。 其 实，对葡萄酒的评判是一项复杂的工作，它充分调动着人类的各种感官：视觉、嗅觉、味觉，每款酒中的细微差别是很难在几次品尝之内探测出来的。并且，品鉴者 会受到各种外界信息的干扰，比如葡萄的种类和年份，酒庄的历史和位置，酿造者的技术特色，酒的价格，等等。对于专家来说，他们对一款酒了解得越多，就越可 能对其先作出预判，再对自己品尝到的某种感觉做修正。越是高端的酒，越会激发他们全身心投入地去品味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。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决定一 瓶酒好不好喝的因素更简单：价格。 … 继续阅读
日本人講禮貌卻為何不讓座？
凡是來過日本的人，都會讚賞日本人的禮貌。筆者的母親是一位典型的具有大國情懷的驕傲的中國人，第一次來日本時，和筆者一起走在日本的大街上，東張西望了一番之後，十分大言不慚地脫口道：「瞧瞧這日本人的長相！整條街上看來看去，只有兩個美女，還是中國的！」 六十歲的母親在表示「鄙視」日本人長相的同時，還王婆自誇地將自己以及自家女兒順便大大地誇了一番。幸虧周圍的日本人聽不懂中文，不然真是情何以堪啊！ 雖然母親認為日本人沒有中國人長得美，但還是不得不點頭承認：日本人的禮貌與公德比咱們中國人要美。 例如她走在路上，看到她要過馬路，行駛的車輛會停下來讓她先過，開車的人甚至還會坐在車中的駕駛座位上，朝她微笑著鞠躬示意。 家附近的花店，每天傍晚關門時，一盆盆美麗的鮮花就那麼隨意地在室外擱著，也不會被人順手「牽」走。 當地農民賣蔬菜，只需將蔬菜擺放在路邊，旁邊再放一個裝錢用的紙盒子，寫上「一百日元一份」，人便可以自顧自地走開，到了傍晚只管來收錢就是，不會有人貪便宜拿了蔬菜不給錢，也不會有人因為蔬菜攤無人照看去偷走紙盒子裡的錢。 日本人不懂得什麼叫「面子學」，但他們有與生俱來的「恥文化」，一份「羞恥感」左右著他們的公德情操。 筆者的另一位居住在美國的朋友，也對日本人的禮貌讚不絕口。幾年前朋友獨自到東京旅遊，夜晚回酒店時乘錯電車迷路。 於是比比劃劃地攔住一位日本人問路，那位被問路的日本人，在用日文說明了半天之後，看朋友還是不明白，居然陪著她一起乘電車，一直將朋友送到酒店旁邊的電車站。並目送她走進酒店之後才轉身離去—朋友為此感動得差點翻了天，見到我時對日本的一切種種，無不溢美於言表。 但儘管如此，當他們看到日本電車車廂內，年輕人大大咧咧地坐著，老年人規規矩矩地站著時，還是忍不住心中疑惑：「日本人那麼講禮貌，為什麼在電車裡遇到老年人卻不會讓座？」 禮貌的日本人為什麼不讓座？的確，剛來日本時這個問題也一樣令我困惑。但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之後，筆者發現：在日本讓座，並不是個「禮貌問題」，而根本是個「技巧問題」。 例如筆者認識的一位元大學老師A子，年近六十，因為滿頭白髮，目測年齡比實際年齡似乎還要年長一點。 平時A子老師性格蠻開朗的，但有一次卻遇到她在不停地歎氣，不由得問：「A子老師您怎麼啦？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了？」 結果A子老師答：「她早晨乘電車時，居然有人給她讓座了！」 「唉！難道我已經老到要被人讓座的地步了？」A子老師撫摸著自己的白髮，滿目憂傷地說。 因為被人讓了個座，那一整天A子老師都悶悶不樂，她第一次感覺自己被人提醒：「你老了！」 也許對於A子老師這類人的鬱悶，同文化背景下長大的日本人似乎大都心靈相通，不言亦明。因此，在日本的電車上，像A子老師這樣年齡的人，基本上是無人讓坐的。 但筆者曾在電車上給一位抱著嬰兒的媽媽讓座，結果也依舊不理想：那位抱著孩子的媽媽在連聲道謝之餘，卻怎麼也不肯坐下來，並說她只有二三站就到了，用不著坐。 後來筆者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：即使你好心讓坐，但並不意味著別人就必須接受你的好心。有些日本人怕給人「添麻煩」，不願意接受別人的人情，還有些日本人性格好強，不願意成為「被照顧的人」。 因此，在日本的電車上，讓座現象的確比較少。除了日本人的「敬老」意識比較淡漠，沒有攙扶老人、給老人讓座的習慣之外，還因為在高齡化社會的日本，許多 日本人對「年齡之老」有與中國人截然不同的認識。例如筆者認識一位元在麵包房工作的日本太太，每次我去買麵包時，都看到她高舉麵包託盤，在麵包店內健步如 飛，便忍不住誇她「您真是很元氣啊！」。 那日本太太就很驕傲地回答：「我才六十二歲，還年輕得很呢，當然精神好！」 一開始聽到這位日本太太的回答，還覺得這是她的一份樂觀，但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：對於動不動就活到100歲的長壽日本人而言，60歲還真是個年輕得不像話的數字。難怪日本女作家宇野千代在年滿88歲之後，才終於意識到自己已經「步入晚年了」。 所以，對於「不服老」「不願意給人添麻煩」且「不願意被照顧」的一些日本人而言，在乘電車時，對方是否真正需要讓坐，若沒有足夠良好的心靈閱讀技巧，有時的確很難做出判斷。 也所以，在日本讓座時，絕不能像雷鋒叔叔那樣，從座位上激動地跳起來，殷勤地攙扶著對方的手，熱情地說：「老大娘，您請坐」，這會令人悲痛欲絕。 在日本最好的讓座方法是：你可以假裝你馬上要下車，扭頭走到車門，或者乾脆走去另一節車廂，總之你只需一聲不吭地站起來，走開，將座位空出來就好。對方如果需要那個空座位，他或她自然會走過去坐下來。 一位基督徒的日本朋友對我說：「即使你左手做了好事，也不應該讓右手知道。」 我想：類似於「讓座」之類的小事，與其說它是一種禮貌或美德，還不如說它是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「心靈技巧」。 原作：唐辛子
父母在，不远游!
图片：美国电影《天伦之旅》 我十八岁离家，今年虚岁三十六，算起来，迄今的人生里，一半时间都在外。这一半的时间里，驱使我不断离家远走的，无非是所谓“学业”和“事业”。父母在人前夸耀儿子时，所依据的也无非是这两点：学业圆满，事业小成。自己回想起来，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应当，从未想过另一种可能。可以说，前三十年，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荣耀，但是，从现在起，我们要开始分食它的苦果。 今年春节，父母来上海和我们一起过年，那一天，全家人挤在沙发上看小品，欢声笑语之时，老家一个电话打过来：姥爷去世了。我们的欢乐就此结束，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拎着匆忙收拾的行李来到虹桥火车站，四个小时后，我们回到了那个悲伤、破败的北方。一路上，母亲流泪，后悔，如果她不来上海过年，就能看姥爷最后一眼，或许还能救姥爷一命。我一路安慰她，心里却在想：他们来上海过年尚属偶然，我却常年定居在此，有一天，当我的父母老去时，我能侍奉左右吗？我能赶得上最后一眼吗？ 牺牲大片乡村和城镇、成就个别大城市的发展路径，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基本格局，资源极端不平衡，机会极端不均等，迫使广大“不幸”生在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少小离家，一窝蜂地扎堆“北上广”。从正面看，这是社会流动，是资源合理配置，殊不知，隐患早就埋下，代价异常昂贵。当年我兴冲冲离家，眼里只有名校、大都市与锦绣前程，却不知出来混，迟早要还。如今父母年迈，能见到我就是他们最大的福利，见不到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折磨，我却吝啬得每年只给他们一两次见面机会。这就是代价，该是我们还债的时候了。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农民工身上，几千年来安土重迁，如今却要背井离乡，他们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经济神话，却留下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——这时代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。更可悲的是，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人，并未因此获得他们的尊重与谅解——那些“北上广”的当地人，那些一辈子不曾离开父母半步的人，他们嘲笑外地人 “报恩”父母的想法太陈旧，他们视回家过年为陋习，视春运为灾难，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外地人那颗思乡的心，为何如此迫切？如此不通融？你向他们倾诉，他们一句话就给你顶回来：谁让你来的？你老老实实呆在家乡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？ 古时父母去世，做官的要告“丁忧”，回乡守孝三年，三年后才可陈请复职， 即使普通百姓，三年内也不得婚娶，如有特殊情况，必须在百日之内操办，叫做“借孝”，据说曾国藩当年守孝挂帅，就是由咸丰皇帝亲自下旨借孝的。放在今天，这样的规矩或许多余得可笑，但是现在，我却越来越觉出它的庄重。胡适的儿子出生时，正值新文化运动，这位新文化的领军人给儿子写了一首诗，“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，不要你做我的孝顺的儿子”，语出惊人。但说归说，做归做，胡适本人却是极孝顺的儿子，他客居海外时，坚持每天写家书一封，让老母亲时时读到儿子的信息，待到胡适的儿子长大，他也用这标准来要求儿子，全不顾年轻时写的那首诗了。今天，我们的通讯手段无比发达，有谁能做到胡适这样？别说每天一封信，哪怕每天一个短信？ 这是一个制度化、结构性地消灭人伦的年代，高铁、网络、中国电信，并没有让亲情更便捷。骨肉被分隔两地，血脉被拉长稀释，年轻人即使有心，也已经无力，在奔走求生的现实重压下，亲情早被挤压得所剩无几。亲子之情，天伦之乐，原本至高无上，任何人无权剥夺，却不料败倒在这坑爹的时代。 网上有人感叹：“这些年，我所有的眼泪都流在春节结束后，父母送我上车离家的时候。”情真意切，却万般无奈。 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亲情并未褪化到泯灭，它仍然死守在我们内心的底角，当朋友不可靠、爱人不可靠时，父母几乎是我们最后的情感依托。更何况，千疮百孔的养老体系，让子女们更加放不下心，国家不养老，只能“养儿防老”，儿却远在千里之外。另一个原因在于，这一代的中国父母，把全部心思都寄托在子女身上，他们太疼惜孩子了！要知道，牵挂是相互传染的，是要继承的，父母过分的爱，成为子女不能承受的重，要变本加厉地“返还”给父母。如果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也像外国人一样相对独立，我们两代人是不是都可以更洒脱一些？ 从父母角度来看，他们也有更多的理由牵挂子女。孔子说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后半句是说：如果子女一定要远游，也要有一个明确的、让父母放心的去处。可是，这恰恰是一个“无方”的年代，青年人漂泊异乡，身心无处寄放，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。这正是让父母放心不下的地方。很多年，母亲担心我的早餐，怕我早饭没有着落，潦草应付过去，亏了身子，“不怕一顿不吃，就怕十顿不饱”。我常嘲笑她，说她本末倒置，用我的话说，“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”，我有那么多人生难题、终极困惑你不关心，偏偏要纠结什么早餐。可是，今年，我体会到了她的深意。稳定的、营养均衡的早餐，正是“家”的首要标志，是“有方”的重要前提。对一个母亲来说，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担心。 一位海外学子在日志上说：“我十九岁上曾发誓父母去世之时守孝三年，如今我再发一誓，毕业后五年为期，纵弃前程锦绣，亦绝然回家，以全人子之心”。还有人说：“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上完学不留在大城市要回来工作？我说，因为家里有我的家人。我自认为，工作不是说签了牛逼的企业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，工作不过是为了过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，我不喜欢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建设别人的家乡，等到爹娘老死还要赶着飞机回去，还不一定买得到票！”少数人的回归和反抗，让人钦佩，但另一个事实是，大部分人仍被时代裹挟，急惶惶踏上不归路，却忘了其实身后还有另一条退路。 “人生在世，有的成了面子，有的成了里子。”这话放在亲子关系上也成立，对父母来说，我就是他们的“面子”，我自幼学习好，不惹麻烦，上学工作都没让父母操心，现在混迹大上海，娶了上海的漂亮媳妇，在北方的县城，这些足够他们炫耀了。但其实，我不过是一张“面子”，我一点都不实用，我只有观赏价值，基本没有使用价值，父母不要我的钱，我也没能力为他们托关系走后门，我们相隔六省一市、一千公里，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我和他们通一个电话，一年回去一到两次，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，加起来也就半个月，对他们来说，我越来越只剩下象征意义。我的父母为了省下一块钱的公交车票，甘愿步行几站路去办事，我在上海，一个月打车费上千块，下一次馆子就够他们一个月生活费，我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。 万幸的是，我的父母还有一张“里子”——我的姐姐，她在省城，衣食无忧，她把父母接到身边共同生活，给他们吃穿，带他们看病，陪他们聊天，忍受他们的争吵和絮叨。姐姐可能没有那么多值得吹嘘的头衔，却是一个尽职贴心的“小棉袄”，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甘愿牺牲的“里子”，才有了我这个逍遥法外的“面子”。但是，我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，尤其当父母六十岁以后，当父母的父母相继离世后，我越发意识到他们的孤独无助。做父母的，哪怕有十个子女，每一个也都是不可替代的，我不该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。 “今生还能和父母见多少次面？既使父母活到100岁，你每年回家见一次，还能见多少次？”这条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，每个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数字，每一个数字都触目惊心。亲情在倒计时，永别似乎近在眼前。 姥爷去世，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铁，列车长啸，以300公里的时速追赶猝亡的老人，追赶逝去的亲情。此刻，我的父母已成孤儿，他们只剩下我们，而我们已经成人。那一夜，我在手机上悄悄记下：平生第一次，我发现了比生命、爱情、正义、写作更重要的事情。 （本文载《中国社会工作》）